2006年7月21日，炙热中的重庆，高温难耐。
编辑部的电话，突然炸响。随后的十分钟内，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一对同甘共苦5年的恋人，在即将踏上红地毯前夕，却突遇车祸。女友重度颅内伤，脑干严重受损，医生的诊断，最好的结果也将成为植物人。
7月21日下午14：00，本报记者一行3人，赶到了市急救中心，在7楼重症看护室门外，见到了故事的男主人公——戴宇。26岁的他，一脸的倦容，凌乱的头发。他那布满血丝的双眼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重症看护室的大门，他受伤的女友小余正躺在里面！
在病房外的走道上，戴宇用微弱的声音慢慢地给我们回忆起，他和小余5年来走过的每一段艰辛而又甜蜜的时光。
牵手，青涩的甜蜜
“她总是让我说说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感觉，我支支吾吾却难以表达，现在想起，却又是那么清晰：长长的头发，大大的又很闪亮的眼睛。”——摘自戴宇博客
5年前，我和小余都是四川外语学院的学生。她是小我一届的学妹，贵州苗族人。最初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接触，只是印象中这个学妹的头发很长，很黑，很美。她成了我单身时“打望”的惟一对象。
直到2001年9月，校园社团招新丁，本来我是想加入环保协会的，却无意间闯到了读书会的招新现场，我们在那里说了第一句话。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一起在读书会社团里工作，一起组织辩论赛，一起找手机商拉赞助，一起在校园里漫步，一起在树林里徜徉……校园里的石板路和绿色青草成了我们相恋的见证。
漂泊，
一起吃馒头的幸福
为了工作，每天早上我都要早起，而她总是默默地支持着我，“别着急，面包会有的，你在路上要小心，我在家等你。”——摘自戴宇博客
2003年的7月，我毕业了，校园的空气里都透露着一种离别的悲伤，但是这种悲伤不是属于我和小余，我找到一份报社的工作，我们决定一起留在重庆打拼。
我们的第一个窝，是学校后面的红炉厂附近，那是一间镶嵌在半山上的平房，两个月100元的租金让我们没有去计较这个家有没有独立的厕所和厨房，也让我们忘记了一年中最热的两个月里没有空调吹的日子。从家到报社有近2个小时的车程，每天我都要很早起床，然后转2次车去上班，小余总是笑着说：“别着急，面包会有的，你在路上要小心，我在家等你。”
每天，小余在家里弄好饭菜，等着我，而每天披着夜色回到半山上的家，成了我最大的幸福。那时的我们，由于经济原因，很多时候都是馒头、咸菜、稀饭，但我们却吃得快乐。2003年的7月8月，就在这样的来回中度过，回想起来，我就心生愧疚。那段一起吃馒头的幸福是那么苦，也是那么甜。
后来，我们又搬过两次家，条件一步一步地改善，但创业初期的艰难，使我们还不能过上稳定和富裕的生活，漂泊，成了我们那个阶段的写照。
让我心生宽慰的是，我从来没有听见小余一句埋怨。她在我的身边，不离不弃。
明年，
我们踏上红地毯
在我仍然犹豫的时候，她给了我勇气和决心，在大礼堂的长椅上，她用信任的眼光告诉我：“去吧，那里会有你的位置的。”——摘自戴宇博客
毕业3个多月的我还在工作的混沌中徘徊，激烈的工作竞争，让我很疲惫。此时，另一个工作机会正在向我招手，面对生活现况我难以选择，如果走错一步，将会把我们原本就不富足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。一天，吃过晚饭，小余提议：“我们去散步吧。”在大礼堂的长椅上，她第一次和我谈到了未来，她的心里早已明白我的心思，她鼓励我：“去吧，那里会有你的位置的。”
如今，我在第二个工作岗位上干得顺风顺水，得到了部门上下的赞许。我深知，这里面，有小余的功劳，是她在我的背后，默默地支持。
今年8月，是我们决定结婚的日子。看着身边这个漂亮的、陪我吃过那么多苦的女人，我发誓，一定带给她满满的幸福。我们一起憧憬未来，我对她说：“2008年，我们生个奥运宝宝……”。
在山城火热的岩石上，我们俩等待着幸福的到来。
我们的未来，戛然而止
一切就像是刚才发生的一样，我们一起骑摩托在北滨路上有说有笑，还打算明天睡个懒觉，就是一秒钟，车在渝澳大桥上失去了控制，我们摔倒了，就在那一瞬间，我仿佛听到乖乖喊了一句“小心！”，就这样摔了下来。——摘自戴宇博客
2006年7月12日，上天给两个生命同时开了一个玩笑。
摩托的后胎被灼热的地面硬生生地磨破，我感到摩托往后一沉，然后便剧烈地摆动起来。我试图用力把摩托稳住，但无济于事。强烈的摩擦声划破夜空，充满了哀怨。
10秒钟后，我看到倒在侧后方的小余。一摊鲜红的血迹从她最爱的长发下渗出，她的嘴唇已经开始变得乌黑。那一刻，我抱着小余，失声喊着“乖乖！乖乖！乖乖！你不要有事啊”……桥上，车来车往，车子呼啸而过的声音，夹杂着我的哀鸣。
靠着好心人的帮助，我们把小余送到了市急救中心。我记得医生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非常危险”，那一瞬间，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，我似乎预感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那晚，医院两次下了病危通知书。而当医生征求我是否要进行开颅手术时，已经瘫软的我，拿出最后一点力气哀求着医生：“哪怕只有1%的可能，我也不放弃”，医生当时告诉我的是：“做或者不做手术，结果可能都一样”。
赶来的朋友掺扶着我，一起将小余送到17楼的手术室。手术前，护士减掉了她最爱的长发。剪刀在发间发出的每一声“咔嚓”，都似乎有刀在我的心尖划了一下。我用口袋细心地将减下的每一缕发丝收集起来，捧着她的头发，我努力寻找着曾经属于我们的温度。那刻，我泪流满面。
4个小时后，小余被推出了手术室，直接送进了NICU（重症看护室）。她的头上包着厚厚的纱布和插着一根导流管，脸上没有半点血色。我轻声地叫着她的名字，空荡的病房走廊上，回应我的只有NICU（重症看护室）重重的关门声。
医生告诉我：“小余是原发性重度颅脑伤，除了血肿外，脑干也有伤，心肺有一点挫伤。能撑过2天就算不错了！”
医生没有半点余地的坦言，宣布了我憧憬中的幸福的死刑。 |
